本刊獨家專訪“中華文化標志城”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設計首席專家—— 

　　全國政協(xié)會上，山東將在濟寧打造“中華文化標志城”的消息一經披露，引起廣泛關注。 

　　為什么這個項目叫中華文化標志城？葛劍雄的“文化副都”概念是如何出爐的？打算如何建設？建設規(guī)模有多大？ 

　�。吃拢保慈胀�，該項目復旦大學課題組首席專家葛劍雄在北京銀科大廈１７層接受了《齊魯周刊》記者獨家專訪，闡述了他對該項目的參與和理解。 

　　作為一名歷史地理學家，葛劍雄的足跡早已涉及全球包括南極在內的七大洲。作為一名學識龐雜的人文學者，他樂意在媒體報端著文發(fā)言，對時事積極發(fā)表尖銳的觀點。 

　　從網上貼著的他那些身著鮮艷的沖鋒衣，身前身后冰山企鵝的照片來看，他實在很像一位精力充沛、野外經驗豐富的“驢友”。此次記者見到他本人，卻是一位輕微駝背的好脾氣小老頭。 

　　關于中國文化標志城，葛劍雄對近期輿論對他的非議很不屑，“沒理解我的原意就亂發(fā)言的人太多啦！” 

　　構思：“文化副都”為北京減壓 

　　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出發(fā)點是通過一種物化的手段喚醒國人對民族精神的重視和保護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您第一次了解到中華文化標志城項目是什么時間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學校領導要我參加學校規(guī)劃設計院的一個項目，這個項目是山東省濟寧市委托復旦大學給“中華文化標志城”作一個戰(zhàn)略規(guī)劃，也就是提供一個總體的思路。 

　　當時是２００６年五六月份，氣溫比較高了。我們在考察了九龍山等地離開濟寧的時候，天正下著大雨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您的“文化副都”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關于文化副都，南非就有行政首都和立法首都，不在一起的例子也是有的。還有一個背景，前陣很多人都說北京的遷都，我認為遷都是不現實的，但是可以分散它的文化等功能。 

　　比如全國運動會并不都在北京舉行的，最早在北京舉行的，現在濟南也建好了場館，這也不是不可以的，那么文化為什么不可以呢？副都的概念就是從這個角度來提出來。 

　　濟寧市（轄曲阜、鄒城）在傳統(tǒng)文化資源方面有很大的優(yōu)勢，正因為如此，我提出了“文化副都”的概念，即根據承擔的功能，建一座新城，使它承擔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。將原來應該建在首都的文化設施建在新城，將原來應該在首都舉辦的典禮、儀式、活動、展示移到那里去舉辦。這樣做的好處是，減輕首都已經很繁重的壓力，緩解首都的過分擁擠狀況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早在１９８８年，諾貝爾獎獲得者集會巴黎時曾這樣評價：人類要在２１世紀生存下去，必須要到２５００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智慧。您如何看待孔子文化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孔子由人類繁衍本身總結出來的倫理、綱常，是對社會、家庭等關系的解構，孔孟之道對我們的族群最大的貢獻價值就在于，有利于形成人與人之間有序的和諧關系。從漢代開始，儒家學說成為民眾一直恪守的倫常關系及生存哲學，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骨子里。 

　　世界上建立了二百所孔子學院，文化城建成后，可以將總部從北京遷到那里，可以依托現有的孔子研究院擴建，組織對院長及學員的培訓，實踐儒家傳統(tǒng)文化，進行文明對話，頒發(fā)聯合國孔子獎（由山東出資設立），舉辦全國教師節(jié)的活動，為優(yōu)秀教師頒獎。 

　　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出發(fā)點是通過一種物化的手段喚醒國人對民族精神的重視和保護。 

　　規(guī)劃： 

　　文化標志城的靈魂最重要 

　　如果將國家紀念堂建在“中華文化標志城”，今后像清明紀念、抗戰(zhàn)勝利紀念、歷史偉人周年紀念等就可能在那里舉行，平時可供民眾瞻仰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復旦大學把濟寧的項目交給您，您和設計團隊為這個項目做了哪些工作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我們到濟寧當地做了實地調查，聽取了當地領導的各方面的介紹，還得到了很多當地基本的總體規(guī)劃等各種資料�？梢哉f，我所負責的規(guī)劃來自于對當地地域文化的詳細了解。 

　　整個方案并不是我一個人做的，只是我提的東西比較多一點。團隊里面有研究歷史學，有研究文化的，包括國外文化比較研究的，有研究哲學的，也有研究環(huán)境、生態(tài)保護、經濟、旅游的，建筑規(guī)劃的也有。 

　　方案做好了以后，我們溝通比較密切。我們在這兩年開過論證會，在上海也開過幾次，最后一次是山東召集一個有４０多位包括文學、哲學、歷史、考古、文史、建筑等方面的專家開會，我們和人民大學都去了。當時，我們花一個小時進行最后答辯。最后得到了濟寧方面的認可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按您最初的設想，中華文化標志城建成后的規(guī)模有多大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我規(guī)劃的核心區(qū)就是建一座中華偉人堂暨國家紀念堂。 

　　眾所周知，北京現在只有一座毛主席紀念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，前者是專用的，后者只紀念１８４０年以后的人民英雄，所以，應該有一座國家級的紀念堂，紀念各民族的祖先、杰出人物，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豐富我們國家的禮儀。建國快６０年了，但我們缺少一個國家紀念堂， 

　　其實，法國巴黎就有先賢祠，不少國家都有法定的國家紀念堂，宗教國家都有國家教堂。如果將國家紀念堂建在“標志城”，今后像清明紀念、抗戰(zhàn)勝利紀念、歷史偉人周年紀念等就可能在那里舉行，平時可供民眾瞻仰。 

　　同時，文化城還要建設一個歷史展示館，一個文物展示館和廣場，都集中在１平方公里的核心區(qū)。然后就是中心區(qū)，包括世界文化展示，遺產展示，那是在１０平方公里的范圍。 

　　最后再說外圍，比如５６個民族，每一個民族有一塊地方來展示，全國所有省市都有地方來展示，海外華人愿意來的也可以來建，這一塊控制在１００平方公里范圍之內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這個文化城建成之后具體是個什么樣子，能否描述一下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現在只能說是大致的文化城項目的布局創(chuàng)意。它除了連接曲阜、鄒城的九龍山精神軸的三大建筑群外，還有分別位于曲阜及鄒城的孔廟到孟廟之間的南北軸線上，布局著各類文化組織單位如孔子學院、儒商會館，世界華人會館，亞洲文化聯盟總部的設計規(guī)劃。 

　　在從曲阜師范大學至九龍濕地湖附近，擬建造各種大學，學院，文化產業(yè)研發(fā)中心。 

　　由此形成一個國學學術范圍比較濃的文化區(qū)域，由此向全中國、全世界傳播中華文化。相比博物院、紀念碑以及文物古跡，具有文化傳播功能的各種學院和大學，才是文化標志城的靈魂所在。 

　　另外，你還可以到濟寧去看我的詳細規(guī)劃。 

　　往昔： 

　　一個歷史地理學家的足音 

　　碩士期間，我已經轉了一大圈了，到了內蒙。博士期間考察的地方更遠一點，到新疆去了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您青少年時期對歷史地理是不是有過特殊偏好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念初中的時候興趣很廣泛，什么都學。家里窮，父母不會輔導，也沒有錢買書，所以拿到什么看什么，看到什么有趣就喜歡什么。有段時間對古典詩詞感興趣，還去參加過數學競賽。 

　　初三的時候有個老師開了個班，搞無線電收發(fā)報，我也一直學。一度對航模感興趣，就做航模。我記得當時體育課通不過，怎么辦呢？老師說你航模水平相當于等級運動員，那么就算體育通過了。 

　　到了高中我慢慢明白了，經濟條件有限，不可能去做費錢的事。什么不費錢呢？就是寫寫東西，看看書。自從參加過那次數學競賽，我也明白了，自己在數學上大概沒有什么天分，所以高中時候把興趣轉到了人文方面來了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據了解，實際上您在博士畢業(yè)之前就已經開始走萬里路了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當時我最想到北京去念書，這一輩子總是覺得北大是最好的學校。但是１９７８年報考研究生時我已經結婚了，覺得成家以后馬上離開總不太好，就選擇了上海。 

　　當時“文革”結束不久，我覺得搞哲學、文學太煩，后來一看復旦大學有個歷史地理專業(yè)，當時不曉得歷史地理是怎么回事，以為又是地理又是歷史，這兩門我都喜歡的。 

　　這個專業(yè)有其特殊性，歷史地理嘛，所以要多走。碩士期間，我已經轉了一大圈了，到了內蒙，博士期間考察的地方更遠一點，到新疆去了。 

　　齊魯周刊：作為走遍世界各地的歷史地理學家，您對山東人是個什么印象？ 

　　葛劍雄：我是研究歷史地理的，從歷史上看，正是當年歷盡千辛萬苦，百折不撓勇闖關東的山東移民和他們勤勞勇敢的子孫，開發(fā)捍衛(wèi)白山黑山，保全了祖國的東北邊疆，祖國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偉大貢獻。 

　　關于葛劍雄 

　　葛劍雄， 祖籍浙江紹興，１９４５年出生于浙江湖州。全國政協(xié)常委，歷史學博士，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，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