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

　　可能會有人記得，那年復旦文博系的考卷頁眉上，新奇而醒目地印著一句話——誠實最可貴，誠實的人最可愛。

　　這是蔡達峰苦想了一夜的辦法。

　　他深深向往這樣一個場景，教師可以宣布：“我的學生不可能作弊！”然后就自信地離開考場，“那是多么令人驕傲”。

　　他難忘之前曾見3位學生作弊被“請”出考場時，那種復雜和痛苦的眼神，“在這之前，他們沒讓我失望過”。

　　為什么，有的學生寧愿作弊，認為作弊是對自己負責、不作弊反倒可惜了，而不想要做可愛的人？

　　“如果這樣的話，教知識真是沒有什么意義了。”

　　1960年出生至今，平素幾乎從不失眠的蔡達峰，在那一夜難以入眠。

　　也就從那時起，他從復旦教務處處長到分管副校長，12年里一直在學校領導下、和同仁們一起，力推學分制、大開轉系門、試水自主招生、開拓通識教育……復旦的一連串“率先全國”，掀起一場令人矚目的高校教改探索。

　　看似新奇的作弊提醒，正與改革核心相關——“教育的本質是人”。

　　另一次他58年里近乎僅有的徹夜無眠，“思想斗爭更加激烈”，則在要不要去教務處的1999年夏。

　　時近世紀之交，亦是他的人生路口。

　　那是他第一次，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政策管理領域，從此一路至今，直至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。

　　也偏巧在世紀之交，2000年他摯愛的導師陳從周先生溘然長逝。

　　前一天傍晚，老師女兒陳勝吾來電話說，好像爸爸不行了。他忙趕去，見老師一直張著嘴在呼吸，便靜靜地守候到很晚才離開。沒想凌晨就有電話來，又趕緊過去。蔡達峰看著從此長眠的老師，看了許久、許久，不禁淚流，躲到衛(wèi)生間痛哭起來。

　　憶述至此，蔡達峰靜默了好一會兒。記者不忍打擾。窗外漫天飄揚的柳絮在陽光里，一片接一片漂進屋內浮游空氣中。

　　他是陳從周先生帶教的第一位應屆碩士生、第一位博士生，從本科到博士畢業(yè)，也是一個“12年”。他曾長達兩年住在工地，輔佐先生完成心血之作“豫園東部修復工程”。他研究生畢業(yè)的結語，先生干脆利落，就寫了八個字：“建議留校做接班人”。

　　今年是陳從周先生誕辰100周年。與蔡達峰在北京他辦公室促膝而談間隙，他兩度快速起身，一次因柳絮關窗，一次拎起放在自己腳邊的熱水瓶，來給記者茶杯續(xù)水。記者曾于2002年采訪過他，暌違16年，他還是一身素布衣，還是那般謙遜有禮、言思深銳，還是那個蔡達峰。

　　但記者也是這次走近才逐漸清晰地認識這位一直靜水深流、不為外界熟知的他。問及從小經(jīng)歷，才知他的出生地并非網(wǎng)上所傳寧波（那是祖籍），而是上海。憶述父母家庭影響時，他脫口而出的第一個詞，不經(jīng)意間正與印上復旦考卷的那個詞一樣。

蔡達峰的兩本著作《我們的通識教育》、《大學：為了學生與社會》 張馳 攝

　　蔡達峰的1978

　　注目記者整理的師生時間軸，蔡達峰感慨自己這才意識到，他出生時，老師都已經(jīng)42歲了。

　　1960年，蔡達峰出生在上海楊浦一戶普通工人家庭，父母都是廠里的職工。

　　“家里和求學基本沒什么關系。父母給的正能量是誠實、勤勞，有上進心，這是很重要的三點。”蔡達峰笑憶自己從小干家務，一直不太會偷懶，生活也談不上什么情調，就是勤奮，努力基本都是自覺的，很少說因為外部有什么要求，或者要做成什么去給人家看，“父母工作也這樣，沒人要求，自己規(guī)規(guī)矩矩做。”

　　如果不是蔡達峰所在的廠子弟小學，“蠻幸運地”獲得一個進交大附中的名額；如果不是學校“照顧我父親援外工作，不在上海，母親一個人上有老下有小”，把這個機會給了他；如果不是正好碰到恢復高考——

　　蔡達峰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個樣子。

　　盡管到高三才知要高考，靠了交大附中的學習氛圍和教育傳統(tǒng)，在當時的環(huán)境“老師能堅守住，也很有經(jīng)驗，指導有力”，不到一年的復習迎考，最后他們那屆錄取率很高，蔡達峰名列其中。

　　但全校只他一人報了同濟。

　　蔡達峰至今感念班主任朱頤老師，“頤是頤和園的頤”。

　　小學起一直在少年宮畫畫的蔡達峰，數(shù)理化基本是放棄的，偏愛文科，但招生數(shù)太少，報考風險太大，朱老師就指點他報考同濟建筑系，會畫畫有優(yōu)勢。果然。蔡達峰至今感慨，竟然被她想到了這點。

　　他原本已經(jīng)準備去農場工作了，父母幫他把衣服都買好了，用很多布票。

　　他形容自己運氣很好：數(shù)理化總算拼命補過了，分數(shù)考得不低。語文、政治都考得很好。最重要是恢復高考。“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，經(jīng)常想起高考對我們的改變，其實仔細想來，改變我們的不止高考，還有那時候整個社會對知識、對文化的一種追求，好像學習的熱情一下子爆發(fā)出來。記得大學期間，我們的狀態(tài)基本是求知若渴的，同濟書店門口經(jīng)常清早排長隊，等開門買新出版的外國名著，看新書、新雜志，眼界突然打開了……”
也就在1978年，他第一次見到陳從周先生。

　　他秋季入讀同濟不久，11月陳從周應邀赴美，籌建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“明軒”（那也被稱為我國第一例出口海外的庭院建筑工程）?；貒?，先生在學校4000人大禮堂作訪美報告，其中幾句話，臺下大一新生蔡達峰至今記憶猶新，但當時根本沒想到自己會和他有什么關系。

　　然而從此，正如一位摯友所說：無論怎么講，你生命當中，有陳先生的痕跡了。